“文革”开始不久，那年我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本科。1966年10月下旬我班七位同学准备步行串连到革命圣地井岗山，我也积极参加，我们背起包,雄纠纠气昂昂地从交大出发。第一天我们就走到浙江的嘉兴，由于平时很少长途跋涉，一天下来，我的两个小腿肌肉开始收紧，有些不听指挥了。第二天我们大家商量决定去嘉兴的一个农村生产队帮助那里收割水稻，一天劳动下来，小腿的肌肉开始胀痛了，第三天我们继续出发，走到杭州,我的二个小腿已经痛得不能动了，没法，去了杭州理工大学卫生所做理疗，其他同学也就在杭州边休息边等我了。经过二天理疗后，二个小腿基本恢复正常，我们继续出发。嘿！二个小腿经过这么折腾后走起路来飞快，一天走100多里还不感觉到累。路上我们学雷锋做好人好事，我还背上一个走不动的老太太走了很长一段路，做了点好事，心里还乐滋滋的。当时路上见到一个放牛娃，我们新奇地爬在牛背上照了一个相（我在照片前面）。
我们很快进入江西境地，记得走到江西弋阳火车站时我们坐下休息，离开时我的一件毛背心遗忘在弋阳火车站了，等想起这件背心时，我们已经走到新余火车站，不可能回去找了。抱着侥幸心情通过 新余火车站内线打了个电话到弋阳，弋阳车站的职工说背心在我们车站，但怎么给你们呢？我当时说有二个办法：一是托路过弋阳站的火车乘务员把背心帶到终点南昌站；二是烦劳弋阳站职工把背心寄到我的家里，我同时把家里地址告诉了他们。几天后我们走到了南昌，我去南昌站询问背心一事，一无所获，也就作罢随它去了。二个月后我步行串联回到家里，发现已经早已遗忘的背心静静地躺在家里，原来弋阳车站的热心人已经把背心寄到了我的家里，啊！世上还是好人多，人间充满着爱！
2020年5月18日